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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起底“台独”暗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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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居住在台南的医生、诗人吴新荣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虽早有预料,但心中还是一惊。次日清晨,他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摆上祖先神位,焚香祭拜:“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随后他和几个朋友驱车去郊外,四下无人时,脱掉衣服直接跳进溪水里,大声欢呼。“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他在日记里写道。 
  吴新荣的兴奋是当时台湾民心的一个缩影。当时岛内各界都在举行光复庆祝大会。台湾报媒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然而,就在这场欢庆浪潮之下,一股“台湾独立”的幽灵正在滋生蔓延。此后它不安分地游荡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繁盛于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最终归落于九十年代的岛内,至今仍在兴风作浪。 
  勾結日本,翻开“台独”活动史第一页 
  “现代意义上的‘台独’活动开端,是1945年的草山会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时台湾社会分布着少数具有浓烈“皇民情结”的士绅阶层。在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他们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灌输,甚至蔑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为了保住现有利益和地位,他们选择与日本军方勾结,翻开了“台独”活动史的第一页。 
  1945年8月15日往后的一周内,日本驻台末任总督安藤利吉纠集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主战派”军官与林熊祥、许丙等台湾亲日士绅,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开会议,密谋以残存的40万日军为后盾,在中国政府接受台湾之前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宣布“台湾独立”,妄图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8月22日,安藤最终慑于世界大局已定,无奈表示“日本军人只能听天皇的命令”。这场持续一周的闹剧草草收场,但也为后来日本与“台独”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埋下了伏笔。 
  短暂的“台独”阴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指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严惩“台独”组织。1946年7月29日,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台湾自治委员会”主要成员许丙、林熊祥等人处以重刑。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外公开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对“台独”的态度,他指出:“如果少数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600万台湾人民和4亿大陆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牺牲。”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强行推行土地改革。一些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士绅由此产生怨恨,形成了另一股“台独”暗流。然而在国民党的严厉制裁下,“台独”势力在岛内难有立足之地,日本逐渐成为海外“台独”活动的中心。 
  “日本在台湾有50年的殖民统治,许多台湾中上层人士跟日本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本读书、经商甚至移民。据我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有四五万人,有文化、有钱、亲日,这帮人对‘台独’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此外,一些不甘心的日本人对台湾还有很多想法,希望有一支‘台独’力量配合其对华政策。所以日本给大批‘台独’分子提供了政治庇护,乐见他们搞分裂活动。”李振广说。 
  1955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台独”分子廖文毅在东京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次年,他挂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招牌,发表“台湾共和国独立宣言”。日本一名外务省官员曾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这番话暴露了日本花力气扶植廖文毅一伙的真实目的。 
  廖文毅曾在日据时期受日本人重用,台湾光复后,他的政坛之路屡受挫折。1946年,廖文毅在竞选“制宪国大代表”时因一票之差落选。自此,他对国民党政权心生不满,企图利用“台独”活动进行报复。 
  “廖文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李振广说。“他擅长跟风,政策、路线、旗帜都是他吸引金钱和资源的工具而已。他抱美国大腿时,宣扬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提出‘应准台湾脱离中国,而暂时由联合国托管’。1949年逃亡日本后,他的主张又带有强烈的‘皇民化台独’色彩。” 
  当时,廖文毅炮制“日本统治台湾有理论”,鼓吹日本使台湾“呼吸了现代文明”。他把所谓“国旗”设计成日本太阳旗右侧加一弯新月,平时讲日语,不称“大总统”,叫“大统领”,甚至连“临时政府”纪年都不用公历,而用日本“昭和”年号。然而,廖文毅的风光非常短暂,到了60年代,他的“台湾民主独立党”遭国民党潜入分化后处于崩解状态。1965年,廖文毅被国民党“招安”,放弃“台独”立场,返回台湾。1986年,他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就在廖文毅一伙分崩离析之时,1960年,36岁的王育德看到“‘临时政府’徒有形式却欠缺实质与基础,内部派阀斗争激烈”,他虽是其中一员,但已认定“‘独立’运动绝对不可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于是决定另立门户,组织“台湾青年社”,后来壮大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简称 “台青联”),成员多为战后台湾留日学生,该组织主导了60年代在日本的“台独”活动。 
  《台湾青年》是王育德创办的杂志,长期为其撰稿的不少作者实际上是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王育德本人也撰写大量文章和专著,宣扬“台湾民族论”,叫嚣台湾人与祖国大陆的中国人并非同根同祖。他是“文化台独论”最早鼓吹者,力主“摆脱三民主义、儒教及汉字”,强调“台湾人必须将自己的母语闽南语,不能讲汉语”,从而建构所谓“台湾文化体系”。他还主张“台独冀望日本论”,强调“台湾独立”必须依靠日本。 
  同一时期,被捧为“台独理论大师”的史明和他创办的“独立台湾会”也相当活跃。史明原名施朝晖,出身士绅知识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赴大陆参加抗日,但终因对中国革命的偏见而萌生“台独”理念。 
  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华势力支持下从事“台独”活动。1967年,他勾结一些在日“台独”人士成立“独立台湾会”,撰写大量专著,极力歪曲台湾历史,鼓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族主义”等谬论,还提出“主战场在岛内”的口号,派遣人员返台工作。

“史明作为‘台独’分子有几个特点,他不同于廖文毅之流,而是更加顽固。他还是自费搞‘台独’,不受资金的裹挟。另外,他算是‘台独’里的左派,做了很多研究,让他的理论看似更具一贯性,更具煽动力。”李振广说。 
  不过,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日本对“台独”势力支持力度减弱,在日活动的“台独”组织面临江河日下的颓势。 
  此外,李振广分析指出,由于长期资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倾轧、理念诉求的差异等,在日活动的“台独”势力之间总是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台独’组织也有严重的内卷化,这注定了其作鸟兽散的结局。” 
  “台独联盟”,在美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24日,纽约布拉萨大酒店,正在访美的蒋经国下车走近酒店正门,准备参加一场午宴。離他不远处,有几十人手持“台独”标语,正在抗议示威。“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瞬间飞过蒋经国头顶,射入墙壁。开枪的男子准备冲进去打第二枪时,已被警卫擒住,另一名协助他行刺的男子也迅速被制服。事后调查发现,这两名男子分别叫黄文雄和郑自才,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简称“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先后出现多个在美“台独”组织。“一方面因为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多种政治主张容忍度较高,拥有‘台独’滋生的天然土壤。”李振广说。“此外,战后为了制约中苏,美国当然也有刻意扶植‘台独’势力的想法。” 
  1969年9月,各地“台独”骨干齐聚纽约,商讨整合力量,准备建立一个总部。1970年1月,“台独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也标志着海外“台独”势力从分散走向联合。 
  “台独联盟”自称是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为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组织运作严守三大原则:首先是分类原则,极机密讯息不留文件,亦不在电话中讨论,机密性讯息阅后即焚。其次是分散原则,重要名单及文件一向分散保管,没有人知道组织的全部机密。再次是伪装原则,为防止名单外泄,成员需要编造数套真假名册。 
  随着“台独联盟”的活跃,该组织逐渐成为“暴力台独”的典型代表。他们发表《台湾独立自救手册》,将矛头完全指向“蒋家统治阶级”,呼吁台湾人民“把他们喉扼,把他们命夺”,还详述了如何实行破坏行动,包括燃烧弹、炸弹的制造方法及投掷要点,暴露出海外“台独”运动的恐怖主义倾向。 
  除了刺杀蒋经国,“台独联盟”还有很多暗杀、暴力黑历史。1976年10月10日,“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收到“台独联盟”成员王幸男寄的炸弹邮包,拆封时被炸断左手。1980年,“台独联盟”的暴力恐怖活动达到疯狂地步:1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洛杉矶营业处和芝加哥营业处被炸;2月,台湾军队政工系统头目王升之子王步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炸;4月,《世界日报》纽约办事处和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部被烧,国民党高雄市长王玉云之子王志伟在洛杉矶的住宅被炸;10月9日台湾桃园慈湖水坝被炸;11月22日,“中兴号”客车、“国光号”客车被炸;12月,国民党在纽约的“侨选立委”曾燕山被殴。 
  1981年5月,接连进行上述恐怖活动后,美国加州司法部宣布“台独联盟”为暴力恐怖集团。在此压力下“台独联盟”虽有所收敛,但其暴力本质并未改变。1983年,“台独联盟”又用定时炸弹破坏了《中央日报》和《联合报》大楼。此后该组织还常常夸耀暴力恐怖活动是其“功德”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对暴力抗争的反思,海外“台独”运动开始转向游说美国国会、加强国际联系的“温和路线”。1982年2月,蔡同荣、彭明敏、陈唐山等在洛杉矶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以争取有利于“台湾住民自决”(即“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全体台湾住民共同决定”)的国际环境为宗旨,专门承担对美国国会游说的重任。 
  他们通过游说国会议员,使“台独”问题成为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的重点议题,也使有关台湾所谓“民主”“前途”,尤其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法案被不断提及。他们还频繁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以达到解救“台独”分子的目的。因此,“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也被称为“台独”的“外交部”。 
  民进党从“大杂烩”走向“台独党”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改革、政治分权的“党外”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在台湾,“党外”指的是民进党成立之前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无党籍政治反对派。他们通过参加各项公职人员选举,谋求“进入体制,改造体制”,并大量创办杂志,抢占舆论阵地,宣传“革新保台”、取消“党禁”“报禁”等政治主张。 
  在此过程中,“党外”一部分人以“争民主”为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台独”倾向。比如1983年,“党外”人士出于选举原因,也为了迎合岛内反对和平统一势力的需要,开始把“住民自决”作为共同政见发表,进而提出“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 
  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的“双轨政策”也在不断加强, 一方面支持台湾当局,另一方面也支持“党外”。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馆”政治参事班立德与有“台独”倾向的“党外”人士施明德见面时明确表示,美国赞成“台湾独立”,“但这些话不能由美国人讲,应该你们自己去讲”。施反问:“这是你个人的立场,还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班立德回答:“我个人没有立场。” 
  1986年,“党外” 势力突破国民党“党禁”,组成“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是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此后,台湾政治开始向西方政党政治转型。 
  “民进党成立初期是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大杂烩’。”李振广说。“既有主张统一的,也有主张‘台独’的,还有主张中间路线的。但随着‘台独’团体带着资金和支持者纷纷加入民进党,替换了民进党内结构,‘台独’逐渐成为党内主流了。”

1991年8月,民进党召开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主张废止“中华民国国号”,定台湾为“台湾共和国”;台湾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同年10月,民进党“五大”通过新党纲,宣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暨制订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台独党纲”的通过,标志着民进党变成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台独”势力开始转变战略,采取“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的行动。直到1992 年被捧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返台,海外“台独”组织主力均回到台湾。从此“台独”活动中心从海外转到岛内。 
  与此同时,民进党和海外“台独”势力的主从地位倒置,开始成为整个“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也成了祖国大陆“防独”“反独”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 
  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台独”路线图 
  李登辉是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第一个本省籍的最高领导人,具有浓厚的“皇民化”情结。他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加入国民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常常叹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扬言要做台湾的摩西(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带领台湾人“出埃及”。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第一顺位接班人的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后,他推动国民党本土化进程,打破外省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扶持独派,压制统派,并将所谓的“宪政改革”推上台面,加快“修宪谋独”步伐。 
  从1991年到2000年,李登辉主导6次“修宪”,其中1997年12月,第四次“修宪”的主要内容有:“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这导致岛内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扭曲,而“冻省”更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变相取消台湾省建制,为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提供法理基础。 
  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悍然抛出“两国论”,这是台湾当局第一次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他声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协助李登辉起草“两国论”的人,就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执政过程中,李登辉与民进党沆瀣一气,甚至选择陈水扁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为台湾埋下祸根。 
  陈水扁是典型的“台独”激进分子,早在1998年他担任台北市长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评价过他:“这位年轻而有野心的市长,一心想将台湾独立于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 
  2000年,陈水扁当选第一个政党轮替的民选领导人,自诩“台湾之子”。他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忠实继承者。2002年,他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还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 
  陈水扁还在各个领域采取具体措施推动“渐进式台独”,全面“去中国化”。他推行“文化台独”,指使教育部门着手废弃汉语拼音、另行建立一套“台湾独立运用的拼音系统”。他任内的政府有大量“台独”分子,已然全面“绿化”。他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多次推动李登辉访日、访美,每年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此外,他大肆购买武器,主张“以武拒统”“以武护独”。 
  从2000年到2008年,从“台湾之子”变成“台湾之耻”,陈水扁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台湾。政坛内斗层出不穷,“黑金政治”愈演愈烈,台湾经济低迷不振,两岸关系陷入紧绷……以上种种,都已验证“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然而,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仍然不想回头。 
  李振广认为:“比起陈水扁的激进路线,蔡英文选择运用更柔性、隐蔽和欺骗的方式来推行她的‘台独’路线。”比如上任时,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维持现状”是幌子,“事实台独”是本质。 
  “修法台独”是蔡英文的大举动之一。但与李登辉的“修宪台独”不同,她不直接修改台湾地区体现“一中框架”的宪制性规定,而是对其他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步修改来持续推动“台独”。 
  2019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在“修法”方面动作频频,主要表现为“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其直接影响是刻意将“亲中”与“卖台”联结,意圖切断两岸交流,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打击岛内统派人士和国民党。 
  与李登辉、陈水扁一样,蔡英文亲美也是人尽皆知,她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向美方示好,攀关系、抱大腿。此外,4年来,台当局在对美军购项目上砸下约175亿美元。2020年,蔡英文仍在疯狂“囤货”,甚至曾在两周内促成3项美台军售案,花费至少47亿美元。 
  开展政党斗争和政治清算也是蔡英文推动“台独”的工具。上任以来,她一直推动所谓“内政改革”,提倡“转型正义”,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简称“党产会”)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分别对国民党进行“抄家”和“去蒋化”“去孙化”等政治清算,最终目的还是“反中反统”。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连任演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抱持顽固立场,仍旧回避两岸关系性质根本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台独’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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