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茶的原产国，中国古代的茶叶贸易如何进行？取得了哪些成就？又因何失去了茶叶出口大国的地位？中俄『万里茶道』因何而兴起，又因何而衰落？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茶叶是世界茶叶消费的唯一来源。中国作为茶的原产国，茶叶外销历史已有千余年之久。据民国《茶叶产销》一书记载，最早的茶叶外销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五世纪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边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之后陆续出现了日本、朝鲜等临近国家进口中国茶叶的记载。
　　千年“茶马互市”
　　在中国内部，最主要的茶叶贸易当属肇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此后的千余年中，中原王朝始终通过茶马贸易这一互补型经济和文化交往方式，将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边疆的游牧文明紧密联系起来。
　　有学者认为，青藏高原的饮茶习俗源自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茶叶及饮茶方法。茶叶“通利”“疏滞腻”的功效迅速征服了以肉、奶为主食的藏族人民，饮茶之风由此开始普及。至7世纪末8世纪初，在青海、四川等地，来自中原的汉族人开始用茶叶交换藏族人的马匹和土产，开启了“茶马互市”。
　　北宋年间，辽和西夏的侵扰造成严重边患，朝廷开启了削蕃战略—实施榷茶制（官营的茶叶专买专卖制度），在与吐蕃、辽、西夏接界地设立“榷场”，以茶叶换取大量战马，并通过操控茶价和马价进行经济控制，以此削弱辽和西夏，并羁縻吐蕃斩西夏右臂，缓解边境危机。
　　元代统治者本属游牧民族，加之西藏已被纳入中国版图，故朝廷对茶马贸易并不重视，后期甚至听任民间自由买卖。
　　明代的茶马互市空前繁荣，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外战争催生了对战马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以茶制番”，正如内阁首辅杨一清所言，“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朝廷把茶法和马政作为“军国要政”，推行“金牌信符”制度以确保茶马贸易顺利进行。
　　清顺治帝曾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在云南设茶马互市。至乾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的茶马互市被民间的自由贸易取代。藏族人以马、皮革、药材、黄金等物品交换包括茶叶在内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延续千余年的茶马互市终结。
　　在中国内地与边疆的贸易史上，茶始终是最重要的商品。茶马贸易从唐代到清代盛行不衰，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政治一统、经济一体和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
　　中国茶的辉煌时刻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茶在17世纪传入了欧洲。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船茶叶在1606年到达阿姆斯特丹时，饮茶大国—英国尚不知茶为何物。
　　让饮茶之风席卷英国的是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她在1662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时，其陪嫁物品中，赫然与葡萄牙送给英国的海外领地—摩洛哥的丹吉尔和印度的孟买并列的，是一箱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茶。可想而知，这茶是何等的贵重。凯瑟琳王后展现出的饮茶之风雅征服了英国贵族，诗人艾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因此写下了赞美诗：
　　维纳斯的紫薇，福伯斯的白芷，都不及这香茗的盛誉。请允许我赞美吧，这最美的王后，这神奇的仙草！来自，那个勇敢的国度;就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茶是那里的众妙之妙，如同缪斯的神药，让芬芳扑面而来，让灵魂永驻心田！
　　饮茶之风由此在英国贵族中盛行开来。至18世纪，随着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等国商人竞相从中国大量购进茶叶，欧洲茶价一降再降，推动普通市民乃至乡村农夫开始饮茶。当时英国有句民谣：“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18世纪，中国茶的出口量迅速增加，其价值超过了传统出口商品丝绸、瓷器等，如1722年茶叶在中国输英货值中所占比重为56%，1750年则升至72%（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795—1799年则达到90.4%（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页），成为中西交流中最重要的商品和中国出口创汇的支柱货物。
　　来自工业制茶的降维打击
　　18世纪70年代以前，荷兰商人是欧洲中国茶叶的最大供应者，之后便被英商取代。为了控制茶叶贸易，摆脱对中国产地的依赖，同时缩短贸易线路、降低运费，英商从1830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等殖民地试种茶树，但均不理想。
　　1848年，英国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受东印度公司派遣，到中国武夷山区、徽州等地采集了大量的茶树种子和上万株幼苗，分批运往印度加尔各答港，并带走了8名中国茶匠以确保茶树种植成功和茶叶加工得当。三年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茶园中，东印度公司掌握了中国茶叶生产的秘密。
　　1872年印度首次采用揉茶机，至1890年逐渐实现了茶业生产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16日《时务报》刊文称，“机器制茶12分钟可制茶350磅，且比手工制茶干净，茶色整齐划一，而‘味尤加美’”。在欧洲最大的茶叶消费市场—英国，1866年只有4%的茶叶来自印度，1903年这个比重上升到59%。
　　可以说，洋茶与中国茶的竞争，完全是机械化大工业对手工业者的“降维打击”—其生产商控制着欧洲的茶叶市场，拥有充足的资本、不断改良的机器和专家育种并监督的大型茶园，不仅加工水平高、速度快，而且能够在提高质量的情况下不断降低成本及售价，这是当时湖北和福建山邊拥有两三亩茶园的茶农和因循祖先制茶方法的中国茶商们根本不可想象的存在。在国内，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商业政策更有利于外商，对本土茶商的苛捐杂税繁多，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中国茶农和茶商生存环境恶劣。可以说，中国茶叶出口的由盛转衰，是19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茶叶在西欧市场的份额逐年减少，俄国逐渐成为中国茶最大的外销市场，并由此促成了中俄“万里茶道”的繁荣。

万里茶道的繁荣
　　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俄商人共同开辟了一条源自中国福建武夷山区，途径中原、华北地区，穿越蒙古高原，最终到达俄国圣彼得堡的茶叶贸易通道。该线路全长约1.3万公里，故称“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源自何时？有学者认为，早在明代，朝廷就以招募商人采购和运输的方式，向北方边境驻军供应粮、茶、马、铁等军需物资。由此，生活在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拥有地缘优势的晋商集团开始兴起。他们向南到达福建的产茶区，向北抵达蒙古高原及俄国边境，并将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发展为周转集散地，“万里茶道”即萌发于此。中俄商人的主要交易形式为“茶皮贸易”，即晋商用中国茶叶来换取西伯利亚的毛皮制品等物资。
　　1689年，清政府与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中约定，“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正式认可了两国间的商队贸易。1728年，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了恰克图为两国间的通商口岸。
　　此时清政府还不知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循“以茶治边”传统，枉顾中俄商人均在恰克图贸易中获利甚丰，动辄以关闭恰克图市场作为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手段。直到1792年双方签订《恰克图市约》后，双边贸易才稳定增长。如1798年俄国输入中国茶叶约1300吨，至1839年已增长到5400吨。（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
　　输俄茶叶最初来自福建武夷山區，其运输路线起于福建崇安县下梅村，在江西铅山县装船后，从九江口入长江，溯流而上到达湖北武昌，再经汉水至襄阳或赊店（河南省社旗县）后，转陆路进入山西，经泽州（今晋城）、大同到达张家口，再由张家口经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抵达恰克图;或在山西经归化（今呼和浩特）抵达恰克图。在恰克图与俄商交易后，由俄商用骆驼、马匹等运送，经西伯利亚到达圣彼得堡，其间还有多条分支路线通往中亚和欧洲各地。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期间，由于福建产茶区遭受兵燹，长江运输线路也被阻断，晋商便开始从湖南安化及以羊楼洞为中心的湖北茶区采办茶叶。这里不仅茶叶质量好，而且距离万里茶道的关键节点—汉口很近，交通更加便利。晋商还在传统的水陆联运路线外，为安化茶开辟了一条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再从山西经张家口转运至恰克图的陆上线路。至此，两湖地区成为输俄茶叶的主产区。
　　中国茶叶进入俄国后，开始只是富裕阶层的饮品，至19世纪已成为俄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武汉大学刘再起教授在《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一书中引用俄国183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叶尼塞省》中的记载称：“每个村子都有茶饮，大部分农民喝茶时需要加糖。”
　　恰克图贸易在19世纪逐渐进入繁荣时期。我国获得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有助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并缓解因西欧市场萎缩而引发的产业衰败。对俄国而言，一方面进口的茶叶满足了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一方面仅在恰克图出口的商品就占其对亚洲出口总额的60%，俄国因此获得了巨额的财税收入，并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市场的繁荣。
　　万里茶道的衰败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开放上海、福州等7处为通商口岸，不再限制俄商的陆路贸易。之后，1861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让汉口成为通商口岸。1862年和1869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和《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允许俄商进入内地直接采购和加工茶叶，并享有税收优惠。自此，拥有通商优惠权的俄商纷纷甩开晋商，进入汉口采办茶叶、开办茶厂，这使得按章纳税的晋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时汉口由于兼得水陆联运之利，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俄商开设的茶厂采用机器制茶，并不断改进制茶技术，降低价格，不仅击败了中国茶商，连英商也节节败退。由此，俄商逐渐垄断了汉口的茶叶加工业，控制了中俄茶叶贸易，并开辟了汉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恰克图的水陆联运线路，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由此开始衰败。
　　1905年，连通俄国西部地区和远东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便将茶叶从汉口等码头水运至海参崴，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到欧俄各地。新的水铁联运线路将原有的恰克图—圣彼得堡路线运输耗时从16个月缩短为7周。之后，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的超过10万吨茶叶中，80%是从海参崴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输。万里茶道因此迅速衰败，晋商也失去了中俄贸易的中介地位。
　　1908年，中国茶叶占俄国进口茶叶总量的80%以上;但到1915年之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到25%，其市场份额逐渐被印度和锡兰茶叶蚕食。
　　万里茶道源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茶皮贸易”，其兴盛则是俄国为经营远东地区而推动的。清政府进退失据，不仅“以茶治边”“以夷制夷”的愿望落空，而且被迫在政治和商业利益上步步退让。享有贸易特权的俄商控制了中俄茶叶贸易，开辟万里茶道的晋商却纷纷败北。就商业竞争而言，晋商的手工制茶、马匹和骆驼运输与俄商的机器制茶、铁路运输相比，其竞争力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其结果便是中方茶商完全沦为初级农产品原料的提供者。
　　万里茶道在历史的风雨中持续了200余年，有力地促进了中俄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它虽然在20世纪初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承载的历史和记忆，依然值得我们再次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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