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为期两天、如愿请来包括中俄在内38国领导人以视频形式与会、通话却不很顺畅的“准全球”气候峰会，未必能帮助美国锁定气候治理的领导权，却为年底将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定了调。

这个调门并不低。简单说，6年前《巴黎协定》只是硬性规定了2℃升温上限（本世纪末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但拜登政府却趁着4月22日地球日，号召全球将2℃升温目标压缩到原先只是作为努力方向的1.5℃。

相应地，《巴黎协定》主要签约国需要在“COP26”闭幕前，就增加未来10年各自的减排比例，作出新的承诺。

10年内的“小目标”

凭什么又要给“温室气体减排”加任务？要知道，2009年时，富国曾承诺到2020年每年为脆弱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这一承诺因欧债危机深化而打了水漂。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后，美国曾承諾出资20亿美元帮助穷国关闭煤电厂和重组能源网，但随着2017年特朗普上台和退出该协定，美国也从未支付过这笔钱。

出资没到位，却要全球分摊更大的减排份额，这是为什么？

理由不复杂，近年来的一系列“气候灾难”（从澳大利亚本世纪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到俄罗斯北极圈空前的柴油泄漏事故，再到美国得州冰风暴灾害等等），让国际舆论有了减排的紧迫感，而广大小岛国集团更是支持1.5℃目标—这次气候视频峰会，美国除了集齐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80%的17个国家，还邀请了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并且会议全程向公众开放直播。

不光是苦情戏，相关的数据也在频频示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称，大气中的甲烷水平在2020年飙升，增幅为198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的增温效力是二氧化碳的28倍。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尽管出现了具有降温作用的拉尼娜事件，但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此外，国际能源机构称，最大煤炭消费国今年的煤炭消费量将创下纪录。

俗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原本去年就该召开第26次会议，但因疫情推迟了一年；召开地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城市，相关名人包括工业革命巨子瓦特、热力学温标概念的提出者威廉·汤姆森、“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等。可以说，在这里召开“COP26”，象征意义明显。英国方面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对此会寄予厚望，认为今年“必须是行动之年”，而未来十年是“转型的十年”。

拜登政府瞄准时机，在地球日气候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减少50%～52%，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碳中和）目标。

“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并不冒进，拜登在去年的总统竞选中就已提出。欧盟碳中和的时间线，也是设在2050年。美国一些环保激进分子呼吁2035年甚至2030年碳中和，没有可行性。

拜登的另一个目标“2030年减排一半”，却比较激进。要知道，奥巴马政府曾承诺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年）基础上减排28%，而今时限仅延长5年，却至少增加22%的减排任务，委实难度不小。

这种压力也在向美国的盟国传导，尤其是日本、加拿大和韩国，它们比欧盟和英国稍晚一些公布了新的2030年减排目标。澳大利亚则维持了之前的较低目标不变，辩称将专注于“经济可行”的减排策略。而主要的金砖国家，更不急于宣布这个10年内的“小目标”（中国宣布的是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

“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并不冒进，拜登在去年的总统竞选中就已提出。欧盟碳中和的时间线，也是设在2050年。美国一些环保激进分子呼吁2035年甚至2030年碳中和，没有可行性。

至于碳中和这个“大目标”，已有包括中日韩、墨西哥、马尔代夫等数十个国家宣布。这个相对远期的目标，较容易由现政府提出。

国际投融资“活水”

拜登上台至今，尚无法确定国会何时通过他的2万多亿美元绿色主题基建法案，也不清楚最高法院是否会让他监管碳污染。尽管如此，其加快向清洁能源过渡的计划，将刺激在今年11月前长达数月的全球一对一碳交易。尤其是碳排放超标的国家和企业，可以购买远期的碳排放额度。

企业节能减排之外，植树造林也是减少二氧化碳的基本途径。过去20年，世界新增森林面积的25%来自中国。而欧盟从巴西、印尼和巴拉圭的木材进口，要对热带雨林被砍伐负上很大责任。拜登在竞选中，曾呼吁向巴西提供200亿美元国际援助，以保护亚马孙雨林，但参院民主党人警告说，“热带特朗普”可能拿走这笔钱，同时继续摧毁亚马孙。为此，博索纳罗总统近日致信拜登，承诺巴西在2030年前消除非法砍伐。

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美国在地球日发布“国际气候融资计划”，追赶其他主要捐助者的努力。德国日前宣布，将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产业投资，预计明年增长一倍至80亿美元。相比之下，加拿大和意大利是七国集团里气候融资的最低提供者。

如何战略性地利用不同的金融机构，诱导发展中国家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一个可资参照的对象，是联合国支持的“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它所涉及的160多家公司，总资产超过70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界也跃跃欲试。4月初，来自300多家企业（包括苹果、谷歌和可口可乐）的领导层和投资者，签署了一封给拜登的公开信，表示支持美国到2030年减排一半温室气体的目标。白宫沾沾自喜道：“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议程的领导者，美国既能促进国内繁荣，又能提高国际声望。”

但由于拜登的任期有限，外界无法不担心美国的气候政策再次变卦，或变得更具攻击性。在4月16日中法德三國视频峰会上，中国重申将力争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还强调气候变化“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

对于美国右翼在批评拜登气候政策时捆绑中国，北京坚持认为，中国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世界顶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中国所承诺的碳达峰之后30年内实现碳中和，比多数发达国家用时更短，这需要非凡的努力才能落实。

美方一些气候政策人士，希望中国作出更大的减排承诺，取消对煤炭和其他高排放技术的出口补贴。但这种约束只能是双向的，因为美国才是历史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着眼于未来，中美可以携手，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向低碳能源转型。

暌违数年后，中美两国的气候问题特使谢振华与克里，4月中旬在上海会谈两天，达成了紧急合作遏制气候变化的协议。联合声明还提到，中美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中有关逐步削减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的措施，且合作支持10月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另据报道，中方还要求华盛顿“说明如何填补过去4年留下的空白，特别是在为‘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方面”。

新能源产业不是一出生即风华正茂的，国际投融资是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中美欧“产业竞合”

尽管无法保证4年后气候政策的延续性，但拜登政府认为，现有政策引导下的市场力量，很快就会推出更清洁、更便宜的燃料和工业品，从而避免长期依靠政府补贴运作。

诚然，政治家们设定了国家气候目标，但科学家、企业家和市场竞争的无情逻辑，才真正推动着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清洁技术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迈克尔·布隆伯格被选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讲，讨论需要更好的电池、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更绿色的化肥、替代肉类、可行的碳捕获技术和其他气候友好型创新。

气候政策背后是产业，产业背后是政府之手。美国政府早年曾以国家的担保和补贴支持了运河和铁路网络建设，后又为推动水力压裂革命、太阳能革命，以及LED照明和锂离子电池的创新提供资金。现在，白宫试图通过投资研发来撬动美国的新能源市场。拜登的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在峰会上宣布，清洁技术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登月计划”。

美国目前对碳关税的态度模糊，不排除其未来跟风后，主要发达国家以碳减排为“道德高地”，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对此，中国领导人在地球日气候峰会上，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反对“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中国早就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清洁能源+特高压+智能电网）方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承认，在抢占气候变化创造的技术机遇的竞赛中，美国落后于中国。白宫追赶中国的总体方法是，首先关注投资，而不是监管。公司和其他政府急切地放大了这一信息，有影响力的德国制造业游说团体VDMA表示，美国是“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全力进入全球气候技术市场”。

其实，就像在芯片领域一样，美国在新能源领域同样有局部上游优势，不同的是中国的优势更明显（电动车美国略占优，风能打平，太阳能中国绝对占优）。中国去年增加了72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使美国的39千兆瓦相形见绌。美国的特斯拉公司，2020年销售收入达315亿美元，利润却只有6.9亿美元。而中国的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电动车企业，正在奋起直追。

为重建美国的新能源优势，白宫提出的规划包括：在2035年前实现美国电力部门的零碳化；支持美国建筑物的电气化，降低运输部门、农业部门的碳排放；支持碳封存，生产新型氢能；帮助各国实现有利于气候的大规模投资和技术升级。

面对中美各领风骚，低碳先行者欧盟不甘寂寞。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欧盟官员拟于6月推出一项计划，对碳密集型进口商品征税，并阻止其行业寻求监管较少的环境。有人建议加拿大、日本、英国等国效法，并成立一个“碳俱乐部”。欧委会执行副主席蒂默曼斯说：“最好是每个国家都能履行其巴黎承诺，那样就永远不必使用它（碳关税）。”

美国目前对碳关税的态度模糊，不排除其未来跟风后，主要发达国家以碳减排为“道德高地”，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对此，中国领导人在地球日气候峰会上，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反对“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更早前，“基础四国”（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部长级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同能力和历史责任，呼吁多给时间和政策空间以实现经济公正转型。

所谓以低碳技术“恢复我们的地球”、更好地驱动未来，不能脱离中美欧上述“产业竞合”的背景。即便气候问题是大国外交中的公约数，不切实际的承诺也可能带来大规模经济痛苦或远期将至的国际惩罚。对于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气候峰会只是发令枪而非加速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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