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慎重的考虑和维护关系的努力，我们做出了结束婚姻的决定。在过去27年里，我们养育了三个出色的孩子，并且建立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的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所有人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我们将秉承这一信念，继续我们在基金会的工作。但我们不再认为在人生的下一阶段，我们能够作为夫妻携手成长。在开启这段新生活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获得空间和隐私。”

2021年5月4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夫妇联合发表离婚声明，首场离婚听证会在5月14日举行。1994年1月，盖茨夫妇举行婚礼。时针拨回至1993年，当这对相恋6年的情侣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一个清晰又复杂的问题摆在人生十字路口。比尔说：“我们非常在乎对方，所以只面临两种可能：要么分手，要么结婚。”梅琳达看出问题关键，“比尔想要结婚，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权衡婚姻与微软之间的关系”。

梅琳达等待着比尔的答案，比尔不断扪心自问：像他这样的极端工作狂，选择婚姻，真的正确吗？在进行软件设计和企业决策时，比尔会在卧室的白板上画出大脑里构划的思维导图。那一次，他第一次将个人问题画上白板。“我看到他在上面画出结婚正反两方面的论点。”多年后，梅琳达每次提起这段往事都会哈哈大笑，像是一个女孩笑话着憨憨的理工直男。

仔细看这个离婚声明，似乎也是比尔用27年前的那块白板写出来的。这像一场关于婚姻的辩论，正方论点是：27年的婚姻带给他们三个孩子，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基金会。反方论点是：作为夫妻，他们已经无法继续携手共同成长了。盖茨夫妇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将人生收益作为最大目标。

夫妻的角力焦点是慈善

比尔·盖茨曾长时间雄踞全球富豪榜首，他目前身家高达1305亿美元（1美元约合6.4元人民币），位列全球富豪榜单第四名。从2000年成立至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慈善项目包罗万象，为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改变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当盖茨夫妇即将在事业、财产上面临分割时，世界的神经都被牵动了。

离婚非常突然。2019年1月，盖茨夫妇迎来结婚25周年纪念日。梅琳达晒出比尔在1994年的婚礼上切蛋糕视频，配文：“你认为需要为每人切上一块，并迅速做出惊人计算，精确地算出每块蛋糕有多大。但当你意识到蛋糕中有一块纸板时，我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我以为，那天我的心被你填的满满当当，而后来的25年我才明白，一颗心可以有多饱满，那是你教会的我……”2020年情人节，比尔晒出两人逛水果摊的照片，配文：“我无法再找到这一生更好的伴侣了。”

往事历历在目，仅过一年多，这段集才华、美貌、财富为一身的爱情就宣告终结。媒体曝光，给法院的离婚申请文件是梅琳达起草的，理由是婚姻破裂无法挽回。文件显示，两人此前已签署协议，正式分居。

两人并未签署过婚前协议，所以要求法院批准他们关于资产分割的协议。盖茨夫妇所在的华盛顿州奉行夫妻共同财产制，所以除非两人有其他共识，否则财产将对半分。不过，相比两年前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和妻子麦肯齐的离婚案，盖茨的财富构成要复杂得多，所以财产分割也复杂得多。

比尔拥有1.37%的微软股份，按5月3日收盘价计算的市值约260亿美元。比尔最大的资产是他创建的控股公司Cascade Investments，他据此拥有数十家上市公司股份，涵盖房地产、能源、酒店等领域，其中不乏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拖拉机制造商迪尔公司等企业巨头。盖茨夫妇在美国5个州拥有多处房产，包括“世外桃源”2.0版未来生态豪宅，佛罗里达州惠灵顿的一座价值5900万美元的牧场。他们还是全美最大的农田拥有者，在18个州坐拥24.2万英亩。与上述相比，一支豪华的超跑车队，一份价值3000万美元的达芬奇手稿，以及多架私人飞机、多辆限量款豪車、数不清的文物收藏品，只能算靠边站的“细软”。

不过对盖茨夫妇这样的超级高端玩家来说，这些“几辈子花不完”的财富早已不是此生价值所在。自从比尔2008年从微软正式卸任后，夫妇二人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未来一段时间，两人角力的真正焦点，应该在慈善事业上。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汤普金·斯坦格说，盖茨夫妇其实并不拥有盖茨基金会，因为基金会的捐款不可撤销，不能拿出来供个人使用。盖茨夫妇已累计向基金会捐赠了498亿美元，仅2019年就在全球部署了51亿美元的拨款。这是什么概念？全美第二大的福特基金会，累计收到捐款金额为140亿美元，2019年捐款总额为5.6亿美元。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布·赖西称，盖茨夫妇离婚对基金会全球运作影响深远，“如果慈善事业是将私人资产引向某种公共影响力，那么这个私人决定就会产生巨大的公共连锁反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南德·吉利达拉达斯认为，盖茨夫妇离婚不仅终结了一个家庭，还将对商业、教育、公共健康、公民社会、慈善以及更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2010年，盖茨夫妇与沃伦·巴菲特共同发起“捐赠誓言”，鼓励全球富豪在生前或遗嘱中将大部分财富投入慈善事业，至今全球几百名富豪加入宣誓行列。盖茨夫妇肯定会继续做慈善，但离婚让后续进展尤其是慈善方式，有可能发生变数。梅琳达2015年成立专注于性别平等的Pivotal Ventures（关键创投），比尔也有Gates Ventures（盖茨创投），这些都能成为孵化慈善项目的平台。一位盖茨基金会前高管称，业内普遍想了解，梅琳达今后是否会把更多精力放到关键创投上，而不是盖茨基金会。“即便两人继续通过盖茨基金会进行慈善事业，但我目前并未在基金会看到他们实现各自愿景的具体方案”，另一名前高管认为，盖茨基金会、关键创投、盖茨创投之间已经形成错综关系，组成了一片“大规模的复杂地雷阵”。

强势的比尔

比尔·盖茨，绝顶聪明的天才。无论放到全球，还是放到历史上，这一点都毋庸置疑。就像牛顿、达·芬奇、爱因斯坦、乔布斯等“同类”一样，他身上具有天才的个性，甚至怪癖。

强势，曾是他性格中最大的标签。成长中，青年比尔曾几度和母亲爆发冲突，场面一度失控。护妻心切的父亲，还曾在餐桌上将水泼到比尔脸上。上六年级时，父母将他送到心理医生那里。在为期一年的治疗中，他竟然迷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还据此与心理医生“交锋”，并使其败下阵来。医生不得不对他的母亲说：“你会输的，想要驯服他，终究会是徒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去适应他。”

比尔的这一性格，帮助他在日后树立了难以撼动的科技霸主地位，但他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身边人都不快乐。高中时代，比尔和保罗·艾伦合作创建了编程小组，接到一项任务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艾伦决定单独完成。但事后，艾伦发现他无法独自胜任，于是叫比尔回来。比尔对他说：“好吧，但现在和以后都必须是我说了算。如果不让我主导，会很难搞。”

1976年11月，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注册了“微软”商标。在后来的岁月里，两人爆发了无数次激烈争吵，最终艾伦因患肿瘤退出微软。后来，史蒂夫·鲍尔默取代艾伦，但依然和比尔吵来吵去。一次，鲍尔默坚持认为微软应再雇用17人，比尔愤怒至极，指责鲍尔默想让公司破产，气得鲍尔默搬出了公司。“比尔带给公司的理念是，冲突是一件好事。”鲍尔默此前在宝洁公司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比尔颠覆了他的认知。他说，比尔最不喜欢的就是和事佬，喜欢任何人挑战他，即便是资历最浅的员工。比尔对员工说的最多一句话是“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事情”，受企业文化浸染，被他这样评价的人竟将其视为一种荣誉。历史证明，比尔所崇尚的质疑氛围，适应了时代变迁，在每一个科技浪潮来临前，庞大的微软都能迅速调转船头，不断屹立在浪潮之巅。

比尔还是个精力极度旺盛、控制欲极强的人。1997年，《乔布斯传》作者沃克·艾萨克森在《时代》周刊发表对比尔的长篇专访，认为比尔的大脑简直和电脑系统一样，拥有“多任务处理”功能。吃饭时，比尔可以一只手用叉子，另一只手记笔记，竟没有任何交叉影响。比尔的办公桌上有两台电脑，一台是互联网数据排序，另一台是工作邮件和备忘录，他将两台电脑上的信息一同处理，像是把自己拆成了两个人，却互不影响。工作累了，比尔的唯一休息方式是到公司偌大的停车场转一转，他已经将公司每个人车牌号背下来，绕一圈就知道了谁没有来。

据理力争，以求平等成长

比尔将微软推向巅峰，散发耀眼光芒，但这也将梅琳达遮盖住了。1995年秋天，梅琳达怀孕，她随即对丈夫说：“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我们很幸运，不缺我这份薪水……”梅琳达决定做一名家庭主妇，但她在2019年出版的《女性的时刻》一书中反思：“作为女性，我初次面临事业与家庭的抉择时，还很不成熟。以我当时的思维——一种无意识的惯性思维——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当在外工作，女人理当照顾家庭。”此后很多年，为了保护隐私，她很少公开露面。

那时的微软正如日中天，比尔忙得不可开交。当他们第一个孩子珍妮弗出生后，梅琳达陷入极度孤独。“所以我想：好吧，或许他只是嘴上说想要孩子，心里并不想要。”他们不久后搬进了超级豪宅，平民望尘莫及的生活却让梅琳达痛苦不堪——房子越大，她就越孤独。“比尔时常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到大做任何事都愿意与人合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并不代表他总能平等地对待对方。”

压抑很久的梅琳达试图改变不利境地。2001年秋，珍妮弗开始上幼儿园，那里离家有三四十分钟车程，梅琳达每天要折返两次。她向比尔抱怨，比尔说：“我可以帮你啊，这样我就能多和珍妮弗说说话了。”此后，每周比尔都有两天送珍妮弗上学。大约3周后，梅琳达发现，越来越多的爸爸来幼儿园接送孩子。她问一位妈妈原因，对方说：“我们都回家告诉丈夫了，比尔·盖茨都有工夫接送孩子，你也有！”

梅琳达将这些看成她和比尔的共同成长。由于分担了家庭事务，比尔没有错过太多孩子成长的瞬间，有了更多家庭责任。同时梅琳达也有了更多精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世界首富的家庭逐渐走向平等。

几年后，梅琳达在一次晚餐后大发雷霆，她突然发现，自己总是在最后离开厨房，因为要洗全家五口的碗。后来，洗碗就成了比尔的活儿。“毫无疑问，女性天生擅长照料他人、操持家务，但如果这些职责全由女性包揽，男性就无法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无法拓展其他能力。”梅琳达开始在平权之路上越走越起劲儿。2000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后，梅琳達一直负责管理基金会，但媒体却习惯性地称“比尔的基金会”。经过讨论，梅琳达2002年从幕后走到台前，以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身份出现。从此，她发声的机会越来越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让梅琳达真正与比尔平起平坐的事件，发生在2012年秋。从2007年开始，比尔开始以年度公开信的方式总结基金会上一年度的工作，但并未引起梅琳达关注。2012年，梅琳达主导基金会启动旨在为全球1.2亿女性带去避孕药具的计划，成为年度公开信绕不开的亮点。因多次到非洲考察女性避孕状况，梅琳达对这个话题有强烈主人翁意识，坚持这部分由她执笔。

比尔强势的性格再次爆发，他认为几年来年度公开信机制运转良好，没必要改变。两人争执激烈，心生芥蒂，“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把对方杀了。我当时觉得：好吧，这段婚姻或许就要这么结束了”。梅琳达决定放手一搏，据理力争，公开信最终收录了一篇由梅琳达执笔的有关避孕措施的文章，公开信的最终题目是《比爾·盖茨2013年度公开信》。第二年，公开信变成以两人姓氏命名的《2014盖茨年度公开信》，主题是“阻碍穷人进步的三大难题”，梅琳达阐述了其中一个。第三年，公开信变为《2015盖茨年度公开信：为未来下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这标志着年度公开信彻底从比尔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了我俩共同的工作”。

“我认为男性的支配贻害社会是因为任何压倒性优势都是有害的：它意味着社会在虚妄的等级之上运转，权利与机会按性别、年龄、财富和特权，而不是技能、努力、天赋和成就来分配。打破那种允许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文化，能增强每个人的力量。”梅琳达这样理解她与比尔的平权之争。

从拒绝“各司其职”，到分道扬镳

曾有人向盖茨夫妇建议：“梅琳达更偏重教育、图书馆和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工作，比尔对全球卫生保健更感兴趣，为何不明确分工呢？”两人严肃讨论过这个建议，但放弃了。“如果各司其职，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平行世界……那大概更像各自为政：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正是共同参与基金会各项工作的决定，促使我们成为平等的伴侣。”

在《女性的时刻》一书中，梅琳达略去她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从1984年开始，比尔与年长他5岁的软件和风投企业家安·温布莱德谈了三年恋爱。由于在不同城市，他们只能“云约会”。有时约定同一时间看同一部电影或同一本书，然后电话讨论。1987年，温布莱德提出结婚，比尔选择分手，但两人仍是亲密朋友。甚至在考虑和梅琳达结婚时，比尔还征得温布莱德的同意。婚后两人继续交往，曾约定一起学习《基因分子生物学》，一起听康奈尔大学物理教授演讲。艾萨克森在采访完两人后说：“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都很相似。”他们甚至维持了恋爱期间每年一同度假的传统，并且竟然得到了梅琳达同意。

近日有媒体爆料，比尔远非“精神出轨”，“他和其他微软员工往往连续两三天编代码，然后出去疯玩，比如去西雅图的裸体夜店开派对，还会带脱衣舞女回家，和她们以及朋友一起在豪宅的泳池里裸泳”。更荒唐的是，比尔认为裸sHS9FWtWwmVcqj2EsbXIWtVvhBmAg94PZ0Dp4FDxfBI=体派对不算出格，认为自己“结婚后没出过轨”。

梅琳达承受了极大压力。现在看来，她当初拒绝“各司其职”，是想挽回婚姻，尝试取代温布莱德，成为比尔的精神伴侣。但比尔的精神世界，并不好进入。“在社会责任和人际关系层面，比尔从未真正长大。他很聪明，但仍然孩子气，他是一个有趣的伴侣，但缺乏同理心。”艾萨克森说。

在2019年奈飞推出的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中，主持人转述对他的评价：“比尔是个技术狂人，认为技术可以拯救一切。”比尔说：“我基本上是这么想的，遇到任何问题，我会考虑用技术创新去解决，我就知道这个、擅长这个，那是我应对一切问题的方式。”他将技术比喻成一把锤子，人生中的所有难题，都是钉子。

世界的复杂性远超过“锤子和钉子”，比尔更多是在逃避。他只肯在感兴趣的领域下功夫，至于别的方面，即便再重要，也不在乎。艾萨克森记得，比尔参观《时代》周刊时，面对一群记者的提问，表现出刻板僵硬与不耐烦，后在顺便参观他们的互联网服务器时，却充满敬畏地追问技术人员45分钟。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想交比尔这个朋友，两人曾一起打高尔夫球。当时比尔的母亲刚去世，克林顿表达了慰问，并回忆了自己母亲去世时的痛苦。比尔竟没接话茬，而是紧接着提出一些技术问题，搞得克林顿一头雾水。

在感情上，比尔也是一窍不通。梅琳达多次回忆两人的初识，在一个酒会上，他俩恰巧坐在一起。酒会后，两人发现彼此的车也挨着，比尔搭讪说想和梅琳达约会，梅琳达问他时间，比尔竟然说：“两周以后的星期五。”在《解码比尔·盖茨》中，主持人说这个节目是要“走进”比尔的大脑，梅琳达听后狂笑不止，“我觉得走进我丈夫的大脑，没什么有趣的”。

即便如此，梅琳达一直没有放弃走进比尔的内心。身为妻子和合作伙伴，她意识到两人之间或许存在永恒差异，于是她思考怎样将差异变为互补。“我们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这是非常好的。比尔关注大数据，经常基于全球性数据来行动。我用直觉看待问题，因为我在全球实地探访了很多人。比尔教给我，将直觉放到全球性数据中做验证。而我教给比尔的是，凭着数据去和人们亲身交流，加深理解。比如我们构想的疫苗供应流程可行吗？你能让一个妈妈接受给孩子使用小儿麻痹症药剂吗？”比尔逐渐意识到，与科学研究相比，药品的现实供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我们的观点逐渐向彼此靠近，工作也变得更加出色”。

但梅琳达的说法掩盖了很多现实困境。“既然我的目标是男女平等，为什么又总是强调女性和女性赋权呢？”梅琳达说，“因为我们女性必须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而且在实现平等之前，我们往往不得不费力让自己相信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难发现，她知道自己和比尔依然不平等。“我绝不能一面在全世界面前解决各种问题，一面假装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早已迎刃而解，这太虚伪了。”梅琳达不断对比尔说，女性在一些话题上有特殊力量，赋权女性就是增添另一种思维方式，一些棘手问题能迎刃而解。

比尔显然并未采纳梅琳达的建议。在他出镜的各种采访中，很少有夫妻同框，他阐释的很多思想，依然没有多少梅琳达色彩。

在慈善和科技领域，比尔·盖茨都是全球级大佬。但两个领域的打法截然不同，与那个掌舵微软时大杀四方的全球首富相比，比尔在慈善上屡遭碰壁。《解码比尔·盖茨》尾声，主持人问比尔：“我要刁难你一下，非洲厕所革命虽有希望，但成本太高;脊灰疫苗，已投入上百亿美元，但病例又增加了……你是否有过一个念头：太难了，我想做的太多了，我不干了。”谈话间，摄影师一直跟在田野间漫步的两人身后，镜头呈现的是他们边走边聊的背影。“是的，有时候你不得不说：我们放弃吧。但有时候你也不得不说”，比尔顿了一下，抬起头，扶起眼镜框，望向阴沉的天空接着说，“我要更加努力！”

“我想，比尔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或许是看到孩子们都在上大学，或许是看到身旁的朋友有些已经病倒了。在岁月面前，他与普通人无异，越来越意识到来日无多。”盖茨创投CEO拉里·科恩眼中的比尔“老当益壮”，但这也只是面对岁月无情的还击。

面对岁月，梅琳达也努力过，她曾期待与比尔一同变老。她也曾想把两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将一生的财富最有效地惠及人类。他们本可书写一段婚姻和慈善共同成长的佳话，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當比尔背对着镜头，说出了那句“我要更加努力”时，或许应该读一读《女性的时刻》中的一段话——

“只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慈善工作者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人、为人分忧，如何落地至关重要。什么是‘落地’？就是把必需的工具交到人们手中，并鼓励他们善加使用。这非常重要，但十分复杂，需要克服贫困、距离、愚昧、质疑、羞耻感、宗教信仰和性别偏见等重要障碍。落地意味着倾听人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行为与信仰，看清他们面临的障碍。总而言之，它意味着关注人们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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