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但并没有实权，一切国家大事都由太皇太后、宣仁太后把持。此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党人通过“元{右更化”再一次回归朝廷。
　　在司马光等人的举荐下，苏轼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元祜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驸马王诜也遇到“大礼赦”恢复了原来的官职。身为北宋驸马的王诜，另一个身份是开国将军王全斌之子。在北宋重文抑武国策下，他得不到重用是毫无悬念的，甚至他成为驸马应该也夹带着皇家牵制武将的意思。 
　　元祜二年（1087年），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们在王诜家中聚会，《西园雅集图》作为描写当时聚会的纪实性作品从此扬名千古，成为历史上文人雅聚的名场面。而在这场著名饭局的背后，又折射了北宋政坛怎样的风云变幻呢？ 
　　要想彻底梳理清楚这场饭局的前因后果，我们还需将时间拨回。

聚会前奏

　　天禧五年（1021年），旱灾大作，也是这一年，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出生了。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入仕后，他因为政绩卓著屡被提拔。其年少时便随父亲宦游各地，充分体验了民间疾苦。正因如此，他早就有了变革的志向，曾多次拒绝或放弃在京为官的机会下到基层。 
　　嘉祐二年（1057年），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进京应试，因欧阳修和梅尧臣的器重名满京城。王安石也曾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举荐，从这一点上来说，苏、王二人旗鼓相当。嘉祐三年（1058年），身为度支判官的王安石进京述职，趁机写了一份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但宋仁宗并未理会。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制举，他在考卷中所陈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万言书”完全相反。而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恰为考官，他对苏轼自然是持反对态度的。虽然此事并未影响苏轼的仕途，但两人的仇隙却由此开始，以王安石与苏轼为代表的新旧两派的对立也日益严重，但宋仁宗在位时广施仁政，两派的对立并未真正爆发。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十分欣赏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其变法正式拉开帷幕。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反对变法，王安石命新党人在皇帝面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自觉不妙，主动申请离开京城到外任职，宋神宗命他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又到密州任知州。此时天灾严重，王安石因变法不利遭到保守派弹劾，在后宫“王安石乱天下”的哭诉中，宋神宗被迫罢免王安石相位，次年又官复原职。但此时王安石的变法已近乎宣告失败，他多次托病请辞，直到熙宁九年（1076年）才正式离职，变法的领导人也变成了神宗本人。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至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后又到湖州任知州。十年間，他在基层也广泛体验到了民生疾苦，深感变法根本不能改变当下状况。同时，他也理解原本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下级官员各有私心，变法难以真正推进，导致带来了更大的弊端。苏轼对此多有诗作讽刺，如《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暗讽了王安石复相一事。此时新旧两党的斗争就只差一根导火索，而苏轼自己却点燃了这根导火索。

苏轼到湖州后，按礼制给神宗上表谢恩，文中却不小心流露了自己对新党及皇帝的不满，被在御史台任职的新党人李定、何正臣、舒亶等抓住时机，找出苏轼讽刺变法的诗上百首，接连弹劾苏轼，要求斩首。苏轼最终被捕入狱，牵连人数高达39人，其中有苏轼被捕前给他传消息的王诜，也有苏门文人，还有高官司马光……史称“乌台诗案”。此时旧党到处斡旋营救，而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心生惜才之心，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平”上书皇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的第三年，苏轼极度失落，有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写下了著名的《黄州寒食诗二首》，即《寒食帖》，文日：“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漾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尤其是第二首，刻画了自己不能再窘的窘境，满含着凄凉、悲苦和无奈。他在寒食节的时候说“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意在说明自己想回老家报效朝廷了，但皇帝的门有九重那么深，自己够不到。他也想像阮籍一样作穷途之哭，好似已经没什么希望了。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更加成熟了，这是对过去的出言不逊感到后悔了。

在黄州期间，苏轼的侍妾朝云为其生下一男婴，苏轼还曾吟出一首名作《洗儿》：“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同样是对自己的自视甚高和自作聪明感到后悔了，于是希望孩儿能够大智若愚，保全自己无灾无难做到公卿，这也表明了苏轼还想要回朝做官的愿望。

短暂狂欢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赴任汝州，途中拜访了王安石，豁达地陈说了自己与王安石不同的政见。王安石主张“变革法制”，而苏轼认为应“变革吏制”，都是为国家，他们还唱和诗歌，讨论学术。苏轼向王安石表达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想法，二人彻底冰释前嫌。同年，神宗驾崩。

1085年，宋哲宗继位。1087年五月，王诜被准许回京居住。王诜在“乌台诗案”后曾画《渔村小雪图》，画中有一渔父，茫然撑着一叶小舟，对照其他成群的渔父显得十分孤独。乌台诗案给了王诜重大的打击，使得他在画中透露出一种消沉的状态，如同苏轼《寒食帖》中的无奈与失落。 
　　无论是屡遭贬谪，还是才气非凡，都使得苏轼、王诜二人惺惺相惜。他们在政治上不得志，将情怀寄托给诗、书、画，经常与当时的书画名流聚会交流。所谓西园正是王诜的宅第花园，保守派再度上台后，新旧党争告一段落，王诜在西园中宴请了以苏轼为首的15位文人雅士。他们是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未、秦观、米芾、李公麟、蔡肇、李之仪、郑靖老、王钦臣、刘泾以及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 
　　虽说这次聚会的地点是在王诜的府邸，但中心确是围绕苏轼展开的。在参加聚会的人中，苏辙是苏轼的弟弟，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未为著名的“苏门四学士”。米芾为“宋四家”之一，而李公麟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大画家，二人皆与苏轼交善。其余人等也都是奔着苏轼而来的，西园聚会的16人中，元祐党人有八位，其中有四位又是“苏门四学士”。苏轼在这些人当中充当着亦师亦友的角色，而西园聚会能够大咖云集也与苏轼的地位分不开。 
　　李公麟将这次的聚会情况如实记录在了《西园雅集图》中，此图于《石渠宝笈》有著录。除此以外，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南宋马远所绘的《西园雅集图》，其后有刘松年、赵孟頫、钱选、唐寅、尤求、李士达、石涛、丁观鹏等人以此为题创作，然表现方法和形式各有不同。今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卷宋人《西园雅集图》曾经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根据米芾《西园雅集图记》的记载，李公麟当时所画的画是设色的，且此卷笔墨较李公麟更加粗放，信非李公麟原作，当是他人临摹之作。算上仕女和书童，图中共画23人。米芾云： 
　　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环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筵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寺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 
　　根据画面可以将人物分为五组：第一组中苏轼占据中心位置，王诜、蔡天启、李之仪坐围在苏轼四周，静静欣赏苏轼挥毫;第二组是秦观坐在古桧下听道士陈碧虚弹阮;第三组以李公麟作画为中心，黄庭坚、苏辙、晁补之、郑靖老、张文潜或坐着或站着观画：第四组是王钦臣观看米芾题壁;第五组是刘泾在听僧人昙秀论道。画面清新自然，凸显出了北宋文人在闲适时期高雅的情操和追求。 
　　依米芾所说“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此次聚会无疑是快乐的，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相对于后来发生的元祜党禁，此次聚会真可谓是短暂的狂欢。

元祐党禁

　　元祐年间，保守派再次上台后，主张新法全废，但苏轼看到了部分新法带来的益处，主张部分保留，结果两面不讨好，他再度陷入难捱的境地。此时西域进贡给皇帝五匹宝马，大画家李公麟就跑去写生，今有《五马图》传世。 
　　在《五马图》完工后，苏门文人唱和极多，其中以“好头赤”为题者最多。最早题诗的是苏轼：“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岂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塟地，厚衣薪檩入铜历。”苏辙、晁补之、黄庭坚等人纷纷和之。他们也大多从马归王庭、兵锋不兴的角度来论述，世人多以为苏门文人在表达对朝廷用兵的讽刺，但笔者以为所有的题诗都是在表达良臣如同骏马不在其位的不满。如苏辙《次韵子瞻好头赤》：“沿边壮士生食肉，小来骑马不骑竹，翻然赤手挑青丝，捷下巅崖试深谷。牵入故关榆叶赤，未惯中原暖风日，黄金络头依圉人，俛听北风怀所历。” 
　　这只是一点牢骚，但也像一种伏笔，暗示了苏门文人悲惨的生涯还在更后面。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次年苏轼去世。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令中书省进呈元祜中反对新法以及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将宰臣执政官司马光、苏辙、范纯仁等，待制以上官员苏轼、刘安世、王钦臣等，余官苏门四学士等，武臣张巽、李备故、王献可等，内臣梁惟简、陈衍、张士良等人称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98人姓名刊石于端礼门，称之为“元祜党籍碑”。当时不许元祐党人的子孙留在京师，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且姓名出现在碑上的一律不得录用。 
　　崇宁三年（1104年），蔡京又将人数扩展至309人，徽宗书碑刊于文德殿门，蔡京书碑立于各州郡，其残害至深，令人发指。现碑上另有蔡京题记，该题记已完全成为奸相依托皇帝排除异己的证据：“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 
　　崇宁五年（1106年），天象异常，宋徽宗迫于压力又下令毁碑，原碑已无存。庆元年间，元祜党人梁焘曾孙梁律为静江府钤辖，同僚饶祖尧“爱其有前辈风度”，将梁律家藏蔡京书碑拓本重刻于龙隐岩石壁。今《元祜党籍碑》之下有一首明人罗作的题诗：“元祜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这足以说明元祜党人的品行是值得历史肯定的。 
　　1126年，北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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