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眼下不是影视业的寒冬，是影视业的暴风雪。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暴风雪中，有人冻毙于道——那是我们常听闻的故事;但少有人提起的是，亦有从业者在被迫按下暂停键的当口开启对行业的思考，寻找危中之机。

半年成果灰飞烟灭

冯吉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晚上8点，他终于处理完手下两家影院所有的疫情期间预售退票订单。

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满脑子只有“難受”两个字。他在2019年9月加入北京文投集团，被分派管理耀莱成龙在武汉的两家影院。入职近半年时间里，他铆足了劲儿想做出业绩，每三个小时跟进一次票务预售情况，为了春节档，连续在办公室睡了一周。春节档值得他这样付出：这是每家影院全年票房占比最高的时段，从10%到25%不等。

本来，一切都在朝预期发展——他管理的店春节前预售成绩非常好，在武汉院线市场占比很高——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

冯吉提前一天就从内部得知了封城的消息。在武汉院线里，他管辖的影院算是最早一批宣布预售退票的。22日，耀莱成龙青山店宣布退票，暂时闭店，23日，江汉店退票闭店。

闭店的事宜是冯吉一个人处理的，他让所有员工都回了家。处理完总计三十余万元的退票订单时，窗外武汉的夜幕已深垂。过去半年的付出和成果，在一笔笔取消的订单里灰飞烟灭，而每一笔，都是由他亲手确认的。

消毒，断电，关门，贴上封条。封城令已经开始施行，武汉街上空空荡荡，伴随着微信的各种消息提醒，未知和恐慌感终于袭上他的心头。

“这不地道，你知道吧？”

先提档后撤档，突如其来又宣布改网络放映，徐峥导演的《囧妈》在疫情这个春节档惹恼了全国的院线经理们。

武汉某影院经理黄店（化名）表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危难关头把损失转嫁给影城一方，“不地道”。本来，原定大年初一上映的《囧妈》1月20日要求提档到大年三十，这已经让很多影院工作人员叫苦不迭了——“三十不上新片”是约定俗成的业内规矩。

这本是全年无休的影院唯一能放假的一天。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但还未成板上钉钉之局时，原定春节档的电影都在观望，而提档，在院线看来，正是片方为了减少票房损失的权宜之计。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熊出没》《姜子牙》率先撤档，严峻形势下，《囧妈》等其他春节档电影先后步其后尘。但出乎从业者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1月24日，字节跳动宣布《囧妈》改在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欢喜首映等平台网络首播，供用户免费观看。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多省市部分电影院线公司向国家电影局发出紧急请示，要求电影局紧急叫停《囧妈》在线播放的行为。其中，浙江电影行业要求《囧妈》出品方欢喜传媒立即停止网络首播，否则会联合抵制徐峥后续的作品。”

“要是它一开始就没有龙标也就算了，”黄店有点气，“它一开始是拿了龙标，确定在影院放的，突然改成网络放，光化解自己压力，把压力和损失都转嫁给我们影城一方，这不地道，你知道吧？”

据欢喜传媒1月23日的公告，字节跳动将最少支付人民币6.3亿元，也就是说，字节跳动实际上用6.3亿元买下了《囧妈》的网络发行权;再依据2019年3月欢喜传媒发布的与徐峥夫妇控股的北京真乐道达成拍摄《囧妈》的电影制作协议公告，电影总制作成本2.17亿元，算下来，电影投资制作方只赚不赔。

而被迫暂时关闭数家武汉院线的黄店，不久前刚把影院为春节档囤的十几万物资处理掉，包括过期的冰激凌等食品。房租、水电费、人力成本，每一项都是压在骆驼背上的稻草，为缩减开支，他所在的公司决定从2月起，根据疫情持续时间，以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或行业统一最低工资发薪。

“合法理但不合情理。”几位受访的院线经理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欢喜传媒与字节跳动签订的合同在法律上确实无可指摘，因为此举在国内前所未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此前传统院线发行公司与电影出品制作方签订的合同里，基本不会涉及网络发行权的内容，而第一个吃螃蟹的欢喜传媒，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空白。

但即便按院线标准制作的《囧妈》已成事实上的“网大”，黄店依旧认为网络大电影（简称“网大”）和传统院线上映的电影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网大门槛低、多粗制滥造，但点击量大、来钱快。他因此更担心的是，《囧妈》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没人愿意花大价钱去拍好电影了。好的电影就是要在院线上的。”

《囧妈》带来的“市场教育”

武佐（化名）所在的电影发行公司，原定大年初一上映的片子同样撤了档。

《囧妈》改为网络首映的消息迅速传遍业内，武佐的微信工作群一直响个不停。疫情期间，她和同事们一直在讨论：自家的发行方式要不要改变？

他们清楚，类似的纯网发行与传统院线之争，彼岸的美国早已有之。

近些年，从原创网剧起家，网飞、亚马逊把更大的野心投向了在线影院，先后染指原创电影制作。2019年1月22日，网飞（Netflix）正式宣布加入美国电影协会，成为好莱坞第七家制片商——余下六大为迪士尼、华纳、环球、福克斯、派拉蒙和索尼，继而正式拉开了传统制片发行模式与网络流媒体的无硝烟之争。

两种发行模式的冲突隐藏在评奖的表象之下：2019年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在《绿皮书》和网飞出品的得奖大热门《罗马》之间展开角逐，最终花落《绿皮书》;2020奥斯卡，网飞出品的《爱尔兰人》在业内获得好评却一奖未得，被戏称为“最惨陪跑”。

“在线院线和传统院线的根本冲突，其实不仅是抢占观众时间那么简单，”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它更是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等从业者资源的抢占。这些才是影视行业真正的不可再生资源，它比单纯抢观众更严重。”

尽管他肯定这两种发行方式的争夺在中国还会重演，但当下，国内电影圈对纯网发行显然还未认可。在他的视角里，字节跳动买下《囧妈》的意义是历史性和开创性的，它不仅是一次基于止损的合作，更是网络平台对电影圈和观众完成的一次“市场教育”。

“以前没人敢开这个头。一旦有一线乃至二线导演为纯网发行的平台制作影片，就意味著彻底与传统院线划清关系和界限。也许纯网平台也一直想找突破口，但中国电影是个熟人圈，破坏游戏规则的后果可能会很严苛。这次疫情，反倒促成了这次破天荒的合作。”

但武佐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不至于过分影响大局。实际上，在宣布影片撤档后，也有流媒体平台找过她所在的公司，但出于对音视效、电影盈利预期、粉丝模式等种种考量，她们还是决定择日再上院线，拒绝了合作的请求。她猜测，平台方可能把所有原定春节档影片都碰过一遍，只是各家出于不同考虑做了不同的抉择。

“影院肯定会保留，它的视听感受目前还是无法取代的;但剧情类的电影，是可以考虑网络发行的。”武佐分析。北美早有“分线发行”“分区发行”的概念，而国内，“行业内提反思和调整发行模式，说了两三年了，但推进很慢。有必要提上日程了。”

推进慢的原因，在她看来和2015、2016年的电影热潮不无关系。那两年，她会收到完全和影视行业不相关的人的消息，询问“我有一千万闲置资金，投片子还是投影院？”电影变成了赚快钱的手段，过热的同时，也让思考变得奢侈。

意外地，2020年初这场疫情，成为了一次让从业者被迫思考的机会。

只是对不同发行公司而言，疫情下的处境几乎是冰火两重天：有内容储备的公司只是短期内暂缓发行，但纯做发行业务的公司直接跌入了没有项目可接的窘境。

1月31日，影联传媒发布了一份通知，“被迫决定”至3月31日员工原地待岗，根据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用。面对记者来电，影联传媒总经理讲武生不愿分享过多细节，只简单表示“院线不开门、业务完全无法展开、收入为零、毫无办法”，而对于线上与线下两种发行方式，他认为这是“不可选择、十分刚性”的两种思路：“大电影是一个梦，梦想，它有极其传统、固执、本真的特点。”

而身在一家兼有投资、制作和发行的公司，尽管手头的电影发行项目被迫暂停，但武佐和同事心里并不太慌。她们趁着空当，将去年的数据和项目做了复盘总结，也开始更清晰地思考整个发行模式现存的问题：“不用这么粗放，可以更精细一些。”

在疫情期间寻找答案

自从武汉封城，冯吉每天晚上多了一项工作：所有员工视频接龙，确保每个人安全在家。

两家影院全职二十多人，兼职七八十人，这项流程每晚要花去他和行政主管、经理一两个小时。同时，他承诺，疫情期间不裁员不减薪，所有员工薪水都按劳动合同正常发放——尽管不得不迟发，因为发工资的密钥被锁在了公司里。

不是所有企业都担得起这样的承诺。比如作为私企业主，黄店希望政府能针对院线和影视行业出台一些政策，比如3月底前适当减免房租，减少税费，并减免今年部分专项基金。感到重压的当然不止黄店，在无法开工开业的经济重压之下，中国电影投资企业和投资人联合发表了一封《致中国电影行业的公开信》，将类似的减负诉求分条目罗列了出来。

冯吉所在的北京文投集团属于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之外，冯吉自觉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控制失业率。“毕竟国难当头，这可能不仅是一份薪水，更是一份安全感。”

可摆在他眼前的，还有一道更难也更大的题：春节档、情人节档已无可挽回，光靠卖电影票是门薄利的生意，经济缩紧，怎样开辟新渠道增收增利？怎样充分利用影院空间？作为国企，之后的业务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能依托影院开展哪些社会公益服务性质的项目？……他正在努力寻找答案。

1月27日，冯吉一个人开车去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车子后备箱里，装着他号召员工们捐赠的大棉服、睡袋，还有影院原备着春节档的食品和物资——“那些电影衍生品，色彩斑斓的嘛，反正也卖不出去了，我觉得大家疫情期间心情都很灰暗，也许看到有颜色的东西心情能好一点。”

那时疫情已经一天天严重起来，武汉人无事不敢出门，冯吉也怕。当车开到火神山医院工地，面对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他蓦然有点感动。

他把货卸下来，捐给了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工人们。

●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