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抵制塑料制品吗？

一场抵制塑料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包括欧盟、印度、韩国等在内的许多国家推出了禁塑计划。2020年1月，中国出台了新的“限塑令”，比先前的规定更加严格。联合国将解决塑料污染视为一场必然发生的“战争”。

但就在几年前，塑料还只是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现在它怎么就成了全民公敌？

是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塑料的生产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它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人类生产的塑料数量惊人（年产量8.4亿吨），但只有9%能得到回收利用;大量塑料在海洋里堆积，形成了“大垃圾帶”——最大的垃圾带有8万吨垃圾，面积是法国的3倍;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塑料微珠，它们都会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但别忘了，事实上，也是塑料，才使现代世界成为可能。我们的汽车和飞机，一半是塑料做的;服装的常见面料——聚酯纤维和尼龙——实际上都是塑料;塑料包装可以使食物寿命从几天延长到几周;现代医学也大大受益于1955年发明的一次性塑料注射器。

尽管塑料有许多危害，但那些被认为对环境友好的材料也并非那么“绿色”。纸袋的碳足迹是塑料袋的4倍。金属和玻璃也同样难以降解。有研究认为，饮料业若用玻璃、铝等取代塑料包装，环境成本将高出5倍。

根本原因应该是，塑料被过度消费了。其独有轻便、廉价的特性，实际上促进了一次性消费文化的发生。正如《卫报》所说，从某种程度上，接受塑料就是接受了消费主义本身。过量供应的产品也是促成浪费的原因。因为回收成本高，生产再生塑料的成本高于生产新塑料，新塑料的需求始终在那。

当然，塑料会成为公敌，激进的环保组织和新能源产业也发挥了作用。事实上，科学界关于塑料的危害还没有定论，但妖魔化塑料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或经济手段。

塑料制品并不总是“祸害”，我们是时候反思这种一次性消费了。这时候，设计师就可以在塑料产品上发挥他们的作用，尝试让塑料制品用得足够久。

智能家居真的智能了吗？

把家居设备连起来，或者让它们变得更智能——可以自动感知环境变化，做出或开或关或亮或暗的决策——刚刚好就是人脑所期待的，这种有关家居的智能化和互联网化的想法出现多年，却至今未能实现。

把家居设备连起来并不需要5G，现有的传感器技术、蓝牙或Wi-Fi足以解决。问题在于，不够智能的事物，连接起来也没有多大价值，最多只是把所有家电的遥控器集中在一个智能手机的屏幕上而已。

语音识别技术的出现一度缓解了这种尴尬，只要加人·台所谓的智能音箱，然后给每种家电都接上一个嵌入了相应芯片模块的转换插头，或者直接把芯片内嵌在新出厂的家电设备里，就可以把这些用无线光波控制的设备变成用语音控制。

人们终于可以坐在沙发上，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电灯甚至窗帘了。小米、海尔、美的们走的都是这条路。问题是，然后呢？

不同品牌的家电之间甚至都不能相连。这个行业还没有类似计算机行业共同遵循的那种TCP/IP协议，这样的协议让不同厂家生产的电脑都能相互连接、相互“听得懂”。家电之间没有这种通信标准，天猫精灵控制不了苹果的设备，反之亦然。

尽管苹果、Google、亚马逊以及Zigbee Alliance（网络协议，其组织成员包括宜家、三星、施耐德电器等全球十几家电子电器用品公司）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提出要开发一个统一的智能家居标准，以便让新的产品都能彼此互联。但考虑到实施的困难程度以及实施后能在多大程度上互联的不确定性，这个协议显得有些异想天开。

从手机充电接口的统一上就可看出其难易程度。欧盟于2009年就出具了一份要求统一智能手机充电器接口的备忘录，2016年USB-C已经成为大多数设备的实际标准。备忘录制定方告知委员会，除苹果公司外，所有制造商都准备签署新协议，保留仅使用USB-C接口的方案。今年年初又通过新规推行这一标准，如今，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此前，Google和华为都开发过相应的物联网系统——Fuchsia和鸿蒙——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类操作系统像安卓一样开源，但它们迄今都没有像当初安卓引爆智能手机行业一样引爆物联网。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消费物联网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并不如智能手机那么明朗。此外，人们更换冰箱、洗衣机的周期可比换一台新手机长得多。

斯坦福大学教授Sanjiv Sam Gambhir最近发布了一款名为“菊纹”的智能马桶，号称可以通过自动检测人的排泄物，对主人的健康实时作出诊断。这也许是智能家居产业可以努力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方向，即抛开连不连得起来的问题，单纯让产品更智能。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一台可以理解语义、同人聊上几句的扫地机器人，可能比一台只能识别固定指令的傻瓜机器更吸引人。

戴森则干脆让微信小程序成为入口，通过微信小程序，用户就能完成对家里所有戴森电器的操控，这听起来似乎更为简便。

更智能的家电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换新动力。但这涉及其他行业比如人工智能行业尚未跨越的技术奇点，也面临着连成熟如智能手机行业都尚未解决的隐私问题。与大街上的行动轨迹相比，卧室里的隐私要敏感得多。

数据收集之后，隐私问题怎么办？

围绕人脸识别技术的争议还没有结束，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已经让数字监控技术得到了更快速的推进。

为确保感染者在家隔离，莫斯科启动了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可访问用户的电话、位置、摄像头、存储空间、网络信息等数据;在意大利伦巴第，政府正通过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来判断人们是否遵守封锁令;韩国政府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信用卡消费记录等确定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健康码”在中国得到推广用以实时判断个人是否对他人健康构成威胁。

还有覆盖范围更广的数据收集。苹果和Google正在共同开发一款基于蓝牙通信标准技术的追踪系统，当用户接触过的人群中出现了感染者時，该系统会发出提醒。如果该项目最终完成，可能实现对全球1/3人口的密切追踪。

在严峻的防控形势下，卫生和执法部门有理由如此急迫地动用所有可能的工具来阻止病毒的传播。但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就能要求用户出让隐私吗？在完全保留隐私的基础上建立追踪可行吗？

确实，两家公司声称该系统在设计时考虑了对隐私的保护：比如，它不会追踪用户的实际位置;系统广播的是匿名密钥，每15分钟更改一次;数据存储在本地而不是中央服务器上。以及，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用户同意。

即使该系统是可用的，苹果和Google没有表示，专制政府会不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该技术，比如，在该技术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侵入性的跟踪应用程序。这将引发更大的担忧：数据收集合法化，工具的用途超出其创造初衷，数字化的社会控制方式在危机结束之后会长期存在。这正是美国人在9·11事件后吸取的教训。

现代城市一味追求高效是对的吗？

一百年前，包豪斯为现代城市提出了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如今，现代城市的各种功能设计已经越来越高效、便捷。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耗资800亿元，并抛弃了陈旧的机场出入港分离的设计，采用高效的进出港混流设计，这意味着，更节省旅客时间成本，以及增加机场内的消费人流。但疫情暴露了这种现代城市追逐效率的缺陷，混流设计使得大兴机场无法分流人群，也导致疫情期间为防止输入病例，大兴机场的国际进港航班全部转到了首都机场运行。

机场设计带来的高效当然值得称赞，但在特殊情况下高效的设计可能会失效。这并不是苛责，而是一种警醒，提醒城市规划者，全部功能的高效并不是绝对有益的，必须有缓冲地带。

现在，智慧城市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看看有关智慧城市的描述：更智能的城市交通网络、升级的供水和废物处理设施、更有效的照明和供暖方式……让我们直接点，这些努力的主要目标，无非是让城市生活更有效率。

这正是那些智慧城市项目所强调的，无论是丰田公司计划在富士山脚下建造的Woven City，Google母公司Alphabet在多伦多滨水区的项目，还是华为、平安和腾讯在深圳盐田区的智慧城市计划。

但对于生活其中的居民而言，这种对速度的日益沉迷值得商榷。不同于企业或服务，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需要速度和效率。仅仅是速度和效率决定不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那些慢的、平静的、放松的体验，才能让人们更好地享受生活。

技术不单不能创造城市，城市也不是技术爱好者展示高效出行解决方案和服务的舞台。恐怕没多少人真的想要松岛那样智能但寂寞而空旷的城市，也没多少人真的想要连在家都感觉被监视的城市。

全球化这个系统设计失效了吗？

15年前，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中描绘了_一个无边界的世界。

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面前，全球化这个系统似乎失效了。许多国家关闭了边界;国家间的不信任和指责变得更多;全球合作的前景似乎遥不可及;制造的本地化被迫加速。

很多人将大流行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它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但也让（经济或医学意义上的）传染病得到传播。

他们预言，我们会迎来全球化的倒退，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Richard Haass所言：大多数政府将专注于本国境内发生的事情;供应链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迈出更大的步伐;大规模移民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各国会降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意愿或承诺。

但症结可能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程度还不够。世界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平，学者Pankaj Ghemawat在2007年出版的《重新定义全球战略》一书中指出，投资、电话、旅游和移民的全球化平均水平仅为10%。

全球化的步伐并没有那么快，绝大多数的商业、投资和其他互动仍然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在国家之间。供应链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分化，激起了民族主义，并促成了贸易摩擦的爆发，反过来使全球化走向倒退。

不过，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不能阻止流行病或任何全球性威胁，信息和资源共享仍然是关键。危机可能不是去全球化的理由，而是让全球化变得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