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但是投资效率并未随之提升。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思路尚不成熟。文章以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为支撑，从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与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协同相结合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集群效应对我國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区位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区位选择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以上结论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选择海外投资区位、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区位选择; 集群效应; 海外投资; 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8-0019-06 
　　一、引言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2000年的“走出去”到2013年的“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进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期间，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全新时期。《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2016年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对外投资量年均增长35.8%，其中OFDI投资量在2005年突破百亿美元，2013年实现了由百亿向千亿美元的突破，2015年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达到1 961.5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其中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额为290.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4.8%。虽然中国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对外投资失败率也居高不下。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额从2005年的180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40多亿美元，2012—2016年间投资失败额虽有大幅度降低，但是仍占总投资额的20%左右，反映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成效不高。 
　　 国内外研究表明，投资区位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关于海外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区位选择，如Dunning[ 1 ]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企业对外投资时必备的基本要素。Buckley[ 2 ]从东道国的视角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因素，认为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理位置都是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因素。阎大颖[ 3 ]等国内学者主要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国家政策等视角分析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因素。而以东道国集群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较为鲜见。 
　　 因此，本文以集群效应如何影响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为主线展开。首先，实证分析集群效应是否影响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的选择;其次，从企业性质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视角进一步拓展集群效应内涵，构建模型综合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支持、引导国内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经验证据，为完善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助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区位选择与集群效应 
　　 从区位选择角度看，一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第二类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第三类为具有核心创新技术、金融市场完善的发达国家。Dunning[ 4 ]运用OIL模型构建了资产寻求动机和资产开拓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具备了三个方面的优势，即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为后续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国内外学者对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度研究。Buckley[ 2 ]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以廉价劳动力为动机进行区位选择的现象并不普遍。Salidjanova[ 5 ]研究表明，中国投资者存在返程投资行为，即中国企业可能受税收优惠政策等其他因素的驱动，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再伪装成外资企业转回到中国。阎大颖[ 3 ]通过实证分析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在自身不具备国际竞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在区位选择方面往往会选择那些技术资源丰富、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技术与品牌优势。邱立成和杨德彬[ 6 ]从企业所有权性质入手，认为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主要以东道国的战略资产为导向。 
　　 从产业集群视角看，Porter[ 7 ]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认为，集群不仅能够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能够改进激励方式，提高整个区域内的创新能力，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Head等[ 8 ]通过对日资企业投资美国的研究发现，由于空间外部性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边际收益，来自同一国家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会选择在某一地区集聚。Crozet等[ 9 ]在Head[ 8 ]的基础上，从当地企业、本国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集聚角度研究同源国集聚效应，发现集聚效应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Coviello[ 10 ]提出集群效应可以降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的信息成本。李春顶[ 11 ]的研究表明，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企业海外投资集群模式。张战仁和方文君[ 12 ]从信息成本视角探讨了企业对外投资集群效应的产生及影响。颜银根[ 13 ]采用Tobit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不仅受到市场潜能的影响，而且受同源国效应与地理集群效应的影响。余官胜和林俐[ 14 ]利用浙江省对外投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浙江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到了集群效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集群效应会带来空间外部性，为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带来大量经验。企业集群可以分享知识技术资源，增加与东道国的谈判能力，提高获取海外资源的能力。同时，面临较高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海外集群还可以降低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集群效应会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區位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集群效应 
　　 Hwy-Chang Moo和W.Roehl[ 15 ]提出对外投资不平衡理论，认为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方式在国外市场上寻求补偿性资产（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区位优势），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与竞争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在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明显的差距，是造成国内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原因。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制造业，既缺乏技术优势也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东道国市场规模成为其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指标。成思危（2001）认为，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寻求海外巨大的市场和资源。葛顺齐和罗伟[ 16 ]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方面会优先考虑市场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刘晓宁[ 17 ]以2001—2009年1 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 
　　 Cantwell和Tolentino的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理论把技术引进、对外投资与提高母国创新能力结合起来，诠释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的存量逐年增加，其动机主要是寻求核心技术资源拓展产业链，推动国内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因此，制造业在OFDI区位选择上不仅要考虑产业集群度，而且要考虑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以便更好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投资价值。所处发展阶段或环境不同，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亦具有差异性。随着国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面临创新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的国内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逐渐降低甚至丧失。在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制造成本的双重压迫下，国内制造业倾向于将其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区位选择、企业性质与集群效应 
　　2001年加入WTO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据商务部资料显示，2016年1—9月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总额为243.9亿美元，占比18.2%。一批制造企业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与营运中心，利用当地技术优势强化自身创新水平，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新旧动能转换、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做准备。国家电网、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等位居世界500强前列的一批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实施海外投资、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骨干力量。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逐渐发力。据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总额中民营企业占比84%，可见中国海外投资逐渐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轮驱动的格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动机除了寻求经济利益外，还承担着为国家寻求资源等目的，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主要为扩大市场、获得核心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两类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宗芳宇等[ 18 ]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更容易得到融资机会。Amighini等[ 19 ]认为，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出于逃避不公正竞争环境的动因而进行海外投资。邱立成和杨德彬[ 6 ]从企业性质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不同，发现国企主要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民营企业主要选择战略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由于具有国家战略的政治动机，区位选择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其投资在考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战略目标的达成，而民营企业出于寻求技术资源、市场拓展的经济动因，会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视角选择海外投资区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民营企业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自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并与沪深两市2009—2016年间持续存在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匹配，获得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据统计，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36个境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为了研究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集群效应，样本中剔除了只有个别企业投资的地区，最终样本包含了2009—2016年6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36个国家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地区）的经济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为分析我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详细情况，本文将每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都纳入考察范围，因变量为2009—2016年间某一境外地区被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选中且进行投资的国家（地区）情况（OFDI）。如果国家（地区）j在第t年被公司i选中，记为1，否则记为0。 
　　 2.解释变量 
　　 从企业海外投资角度看，随着选择该境外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增加，对该地区投资的交易成本降低以及经营效率提高，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该地区投资。因此，本文以每年投资于某境外地区的中国企业数量除以1 000后的数值（Number）衡量该地区的集群效应状况。 
　　 3.控制变量 
　　 以东道国的GDP（LnGDP）衡量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人均GDP（LnAGDP）反映境外地区的人均收入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Foundation）通常会给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率等提供保障，本文采用通信基础设施，即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每百万人）衡量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ervice）衡量地区的商业服务水平，即服务业比重。变量定义和变量取值方法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集群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区位选择即假设H1，构建回归方程（1）： 
　　OFDIi，t=？琢0+ ？琢1Numberi，t+ ？琢2LnGDPi，t+ ？琢3LnAGDPi，t+ 
　　？琢4Foundationi，t+？琢5Servicei，t+？着i，t  （1） 
　　 为了验证假设H2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在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中产生调节作用，做进一步分组检验。将所选择的36个投资区域按照发展程度分组，其中发达国家记为1，发展中国家记为0。 
　　 为了验证假设H3企业性质是否会在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中产生调节作用，做进一步分组检验。将所选择的对外投资公司按照企业性质分组，其中国有企业记为1，民营企业记为0。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Stata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获得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主要变量集聚度（Number）均值为0.3207，标准差为0.8936，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相差较大，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不平衡现象，侧面说明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可能存在集群效应，即集聚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从经济总量看，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的36个国家或地区中，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LnGDP）最小值為22.2458，最大值为30.5234，存在显著差异;从人均收入水平（LnAGDP）看，最小值为5.6562，最大值为11.3851，差异更大。这说明中国企业在OFDI区位选择时的动机不同，所选择的区位亦存在较大差异。从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与商业服务水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投资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选取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投资环境作为控制变量，能够更好地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OFDI区位选择过程中的集群效应问题。 
　　（二）二值选择模型研究结果分析 
　　 式（1）中，OFDI取值为1或0的二值离散变量，为了保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得到表3与表4。 
　　 由表3的Probit回归模型与表4的Logit回归模型可知，回归结果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表3中Model（1）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集聚度Number的系数为0.324，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H1得到了验证。这说明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体现了企业海外投资集群效应的延续性。控制变量中除了人均收入水平（LnAGDP）对于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之外，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和商业服务水平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同样受这几个因素的影响。表4中Logit模型回归结果Model（1'）与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无显著性差异，再次验证了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性质在集群效应中的作用，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性质为分组依据，进行分组回归检验，并且通过bootstrap检验得到的实证p值进行分析。表3中Model（2）、Model（3）与表4中Model（2'）、Model（3'）是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之后的二值选择模型回归结果。其中，集群度（Number）的系数仍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但民营企业系数要比国有企业系数大;结合最后两组的实证p值看，组间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的选择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假设H3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肩负着国家政治使命，在区位选择时受到国家战略影响的程度较高;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多数为寻求技术与市场资源，为降低市场成本通常积聚于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产业链的中下游，受集群效应影响更加明显。 
　　 为了进一步研究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在集群效应中的作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将东道国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bootstrap分组回归检验，并结合实证p值分析组间差异。Model（4）与Model（4'），Model（5）与Model（5'）中的集群度（Number）均显著，且Model（4）与Model（4'）中的集群度（Number）系数小于Model（5）与Model（5'）中的集群度系数，且bootstrap组间检验的实证p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过程中受集群效应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在发达国家投资所受到的影响，假设H2得到了验证。随着国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面临国外发达国家高端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制造成本的双重压力，将低端产业转移至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并集聚到同一个产业集群中，成为不少国内制造业企业的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海外投资相关理论和国家战略，探讨了集群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考虑到企业性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中的调节作用，从企业异质性与东道国视角出发，搜集整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海外投资集群数据资料，构造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集群效应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中，在发展中国家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3）对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实施分组检验发现，在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过程中，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受集群效应的影响大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 
　　 （二）建议

　 本研究对政府制定“走出去”政策，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预期目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在完善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识别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发挥自身的公共管理职能，通过多边或双边合作协议，加强与拥有中国企业产业集群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发挥集群效应在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为制造业企业拓展海外投资提供更好的条件。（2）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要把握海外投资机会，而且要关注东道国特征，缺乏经验的企业可以借鉴该领域中其他企业的经验，增大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可能性。（3）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处于爬坡阶段的关键期，国有制造业企业应借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思路，合理配置企业资源，选择恰当的海外投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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